三九寒天，-20℃的气温，也难以降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积极进取的热情。2016年1月13日—14日，由《公共采购》杂志、公共资源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研习班在哈尔滨成功召开，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宏卓、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林志斌应邀授课，来自黑龙江、安徽、广东、江苏、四川、湖北、重庆等地部分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部门、交易中心的负责人、业务骨干参加学习交流。

　　李宏卓以“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工作的改革和思考”为题，分析了我国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系的建立、各地关于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系的改革情况，介绍了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系的改革探索，分享了他关于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工作的思考和认识，以及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工作的典型案例。

　　林志斌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探索”为题，介绍了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定位，即“立足广州，面向全省，辐射泛珠三角，服务全国的区域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并详细解释了平台建设的24字方针：体制顺畅、机制灵活、清单管理、创新驱动、协同发展和廉洁护航。

　　此次研习班还分析解读了2015年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大事件，2015年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情况，部分地方公共资源交易亮点，各地出台的平台整合方案亮点，以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整合情况和整合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让与会人员充分互动，碰撞思想、交流经验，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研习班的一大特色。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王素莲、重庆市长寿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陈路、江苏省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部副部长王九洲、四川省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综合部后勤服务科科长袁月等，结合工作实践抛出问题，李宏卓、林志斌分别给予解答。

　　李宏卓解读合肥监管工作机制

　　文/张斌伟

　　2015年，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工作成效明显：处理招投标违法违规企业110家。其中，依法对6家存在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的企业进行行政处罚，罚款477万元。

　　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机制是如何形成的?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积累了哪些好的经验做法?第五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研习班第一课，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宏卓详细解读了这些问题。

　　改革历程：近十年磨剑

　　李宏卓介绍，2006年，合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立合肥招投标统一市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招投标管理工作的意见》，启动全面改革，并初步建立“一委一局一中心”的综合管理组织架构。其中，“一委”是指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市公共资源交易重大政策的制定、决策和协调;“一局”是指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履行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能;“一中心”是指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履行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的具体操作职能。

　　2007年3月，合肥市政府又颁布《合肥市招投标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四个统一”工作机制：统一平台、统一进场、统一规则、统一监管。其中，统一规则是合肥市的特色，对工程建设招投标、标准定制类货物采购，统一实行有效最低价评标办法，在业内影响很大。这是一种刚性的评标办法，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因素对招投标活动的影响和干预。

　　2013年5月，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颁布施行，巩固了合肥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的成果，并让合肥改革在依法行政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优化和完善。

　　2014年11月，安徽省委省政府作出省市共建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战略部署，并颁布《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全力打造省市合一的区域性交易平台，省级项目全部进入属地的市级平台交易，走出一条改革新路。

　　监管体系：历经三阶段

　　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体系和工作机制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前，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分散监管和独立执法;第二阶段是改革之初，实行统一监管，并把7个部门的114项执法权集中起来，每年签订委托执法协议，实施集中委托执法;第三阶段是2013年5月《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施行后，按照法规授权实施综合监管执法。

　　在法规授权的基础上，2015年，结合全国正在进行的“两单”制度建设，合肥市积极整合行政执法权力事项，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将来源于7个部门的114项执法权整合、清理为34项，涉及招标人及代理机构24项、招标人11项、专家评委3项。具体做法是，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模糊的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对各个部门交叉、类似的行政权力进行整合，实行综合管理。

　　经验积累：全过程监管

　　在国家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工作，考验着业内人士的智慧。从合肥市的经验看，统筹推进“简”“放”“服”与全过程监管是可行的选择。

　　标前阶段，招标文件备案是实施监管的有效做法。李宏卓认为，通过对备案内容标准化的审查，可有效防止违法设置招标门槛的问题，符合简政放权的要求。这与违法设置事前审批、以备案之名行审批之实有本质区别。

　　标中阶段，合肥市注重引进社会资源，加强现场监督。2015年，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均每天有40多个项目进场，高峰时甚至达到70个，仅靠监管部门的人员肯定不够。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很早就开始引进社会资源，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监督员，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现在有社会监督员70多名。

　　标后管理方面，严格合同履约管理，实行履约反馈和联动执法。具体做法包括：严格合同管理，严控变更行为;强化履约考核，反馈履约信息，与招投标门槛挂钩;严格采购项目的验收反馈制度，强化采购人的验收主体责任。

　　“我们还开展专项巡查和跟踪调研制度，对群众关注、政府投资的重特大项目，采取定期巡查和跟踪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将工作内容向标后监管延伸。”李宏卓介绍，对招投标中的违法违纪案件，则跨部门联合执法，综合运用行业监管、纪检监察、审计、公安、检察等职能，努力形成执法合力，打击市场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

　　行政执法：须依法开展

　　李宏卓透露，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2015年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是对规范监管行为进行有益的探索，形成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明确执法岗位职责、规范各类执法文本、统一自由裁量标准、实行集体研究决策、全程引进法律顾问、依法开展听证公议、严把决策执行环节的共识。

　　例如对执法流程的规范，包括审查立案、调查取证、制作并送达告知书、组织听证、如有必要组织群众公议、制作行政处罚审批表、决策签发和严格执行等环节，这是一个严谨的执法流程。有了流程后，各个部门、岗位做起事来清楚明白。

　　“行政执法必须依法开展，必须于法有据，法无授权不可为。如果只靠一些规范性文件或内部制度对市场主体开展执法，势必会带来很大的法律风险。” 李宏卓举例说，决策执行方面，决策会议形成的文书必须两天内送达;从法律层面来说，文书必须送达后才生效，用什么方式送达，很多单位都不太重视，简单挂到网上那不叫送达。另外，送达后对方不签收怎么办，要有相关的考虑和对应的安排。

　　公开是最好的监督。合肥市还通过建立电子监察系统，对正常开展的交易活动各环节进行电子预警。如果出现异常，不会等到监察人员先发现，系统会自动预警，改变了原来人盯人的方式。另外就是开放监控，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先进的软硬件设备，包括各类开评标场所79间，并且在每个楼层都有开放的监控设备，评标室的动态实时对外“直播”，让所有人能看到评委的一举一动，使得评标工作不再神秘。同时，将开评标环节的音像资料制成光盘，由招标人存档备查。

　　评价监管成效不看形式看内涵

　　文/张斌伟

　　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理顺行业监管与综合监管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五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研习班上，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宏卓分享了他关于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工作的思考和认识：评价监管工作不能只看形式，一定要看内涵。

　　行业监管与综合监管并非对立

　　如何理解行业监管与综合监管的关系?有人认为，应该大力提倡综合监管;也有人说，行业监管与上位法相对应，不能随意改变。李宏卓表示，每一种监管体制都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不能说综合监管一定对，行业监管一定有问题;也不能说行业监管是正确选择，综合监管不合法。

　　李宏卓认为，行业监管与综合监管不是对立的，评价监管工作不能只看形式，一定要看内涵，关键是监管抓手是否有效、监管标准是否统一、执法行为是否公正、监管效果是否明显。如果能达到更好的效果，由哪个部门管并不重要，否则综合监管可能会带来集中腐败。如果没有明确的抓手，行业监管也会产生问题，例如行业壁垒、行业封锁、暗箱操作等。

　　李宏卓提出，要结合地方实际和发展环境选择最合适的监管模式。对于地市及以下的基层地区，各部门的专业人才较为缺乏，实施综合监管有利于管理人才的资源整合，有利于监管行为的统一，有利于市场整体发展，当然前提是有规范监管的机制和措施。基层单位的主要工作不是制定政策，而是执行和落实，包括学习、适用法律，开展业务，整合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李宏卓提醒，实行综合监管要切忌法律法规的随意适用。开展综合监管，既会遇到工程建设招投标，也会碰上政府采购，还会遇到土地、产权交易项目等，由一个部门实施综合监管，决不代表可以随意适用各个行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区分不同主体的管理行为依据。当然，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领域的一些好做法能否相互借鉴，值得有关部门好好研究，以便在顶层设计上作出更好的制度安排。

    坚持问题导向促进监管水平提升

　　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如果忽视问题的存在，就难以有效提高。李宏卓认为，以往管理的着眼点过多集中在交易活动组织和平台建设上，市场执法行为方面重视不够，个别岗位的工作职责、实现要求不够严格。

　　解决的办法是，正确认识发生的问题，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形成监管事项反思机制，实现源头杜绝问题发生。每办理一个监查事项，每处理一起不良行为，都要形成监查建议，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是否有制度原因，是否有规律可循?招标文件是否完善，开评标活动是否严密?如果存在这些原因，那就结合问题查处，形成预防问题的措施和机制。

　　同时，及时总结工作动态和规律，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工作需要。管理的对象是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出台的每一项制度和规则，市场主体是否适应?是主动、被动，还是带有歧义性的理解?监管部门要及时了解和掌握。“例如在一个轨道交通项目招标过程中，有一些明显的围标嫌疑，但苦于没有足够的手段查处，我们便立即调整规则，改变一些操作细节，让这些违法目的难以实现。”李宏卓介绍。

　　诚信建设是创新监管的有效手段

　　为什么有效最低价评标办法在国际上通用，在国内却受阻?为什么一些央企到国际市场投标，即便亏本也得完成履约?李宏卓认为，关键是要考虑信用，如果这次表现不好，偷工减料，可能就会失去整个市场。我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诚信体系正在建立之中，还没有完善，少数不良企业不时会出现恶意竞争行为，监管工作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诚信体系建设是创新监管的有效手段。就当前来看，建立全社会联动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用各环节的信用评价替代传统的监管方式，在招投标环节合理应用企业信用信息，这些工作尤为重要和迫切。”李宏卓说。

　　另外，信息公开与自由裁量权标准化是规范监管的关键环节。通过信息化体现公开化，通过公开化实现规范化，通过良好的监管导向引导、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过程绕不开。

　　林志斌诠释广州平台建设24字方针

　　文/张斌伟

　　2015年，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交易额4742亿元，项目约13万宗，节约资金147亿元，溢价97亿元……交易中心长远目标是，年交易额达1万亿元。

　　取得骄人成绩的秘诀是什么，未来目标如何实现?第五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研习班第二课，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林志斌结合这些问题，诠释了广州市整合建立统一平台的24字方针：体制顺畅、机制灵活、清单管理、创新驱动、协同发展、廉洁护航。

　　体制顺畅

　　林志斌介绍，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体制设计时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比较，创设具有广州特点、运转顺畅的模式：委员会管理交易中心，办公室负责协调。目前，三者之间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交易中心和办公室都对委员会负责，办公室处理委员会日常事务，并帮助交易中心协调行业监管部门，有效避免行业监管部门对交易平台的行政干预和业务插手。

　　“现在一些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苦于无权无势，没有行政权力(执法权)，政府采购业务奈何不了采购人;级别较低，跟人打交道好像低人半截。”林志斌表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直属市政府，上面没有一个部门作为“婆婆”，减少了主管部门的干预;办公室不是综合监管部门，不是交易中心的“婆婆”。再加上平台大，运作规范，在业务上很有底气。

　　机制灵活

　　据了解，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公益三类，机制灵活。在人才引进方面，做到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因此吸引了北大、清华等一批国内顶尖高校的硕士、博士和海外留学人员加盟。

　　“我们还通过绩效考核，让大家发现干好干坏不是一个样，从而形成人人奋勇争先创优的工作局面。”林志斌分析说。

　　另外，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场地建设投入也很大，努力为群众提供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服务环境。在番禺、从化等距离广州中心城区较远的六区，分别设有交易部，均按照标准化和信息化的要求配置，满足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业务开展的条件。

　　清单管理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种类多，按照清单管理的要求，厘清与各监管部门的边界权力，划清管理边界、业务边界，做到边界清晰，权力与责任相对称。

　　“俗话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该我们管的，管好管到位;不该我们管的，做到不越权、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林志斌举例说，招标文件由监管部门审核，中心不再审;建立企业库，不再审核原件，引入社会监督;专家管理方面，各专家库由行政监管部门负责建库、入库审核、退库裁定。入库完成后，专家抽取、通知、考勤、日常信息维护及场内行为管理由交易中心承担。

　　林志斌表示，通过简政放权，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规则要求，完善制约措施，做到准确定位，树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意识，使得不用再忙于事务性工作，效率明显提高。“清单管理比什么管理都务实、管用!”

　　创新驱动

　　国家层面，创新位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坚持以创新求发展，把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源，并成立创新领导小组，经常开会研究创新工作。“今天不创新，明天就落后;今天不改革，明天就被改革。”

　　例如，窗口集中办事，精简业务流程，便民利民(从各部门分散办事到窗口集中办事，从“一站式”到“一窗式”)。据了解，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原来的办事流程是“一站式”，也就是不同的事项有不同的窗口办理。2015年开始把“一站式”变为“一窗式”，尽管只是一字之差，却从被动服务升级为主动服务。

　　“从数字上看，我们优化办事流程，该合并的合并，该删减的删减，经过梳理和论证，把工程建设原来的22个环节减少为14个，把政府采购原来的41个环节减少到27个。” 林志斌说。

　　另外一个创新是以信息化推动交易平台上水平。目前，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系统有37个，云计算、云存储在政府采购、产权交易中得到有效运用。在工程建设招投标电子化的基础上，推出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招标人和投标人均可以在网上传递材料。

　　“我们还运用‘互联网+’的理念，建立电子商城，通过与电商合作，实行‘一站式’采购，日均推送更新商品两万余款，价格很便宜。此外，推进远程异地评标，广州专家与其他地区专家可以通过共享系统、实时语音和图像交互，进行同步评标;除了在从化、增城等比较偏远的六个区推行外，还与佛山、东莞、阳江等市开展远程异地评标，将来力争通过‘互联网+’，把15000多名专家资源和服务理念传导到更多地区。”林志斌透露。

　　协同发展

　　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四大主业中，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产、产权交易各有上位法支撑，既有相似、相近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甚至是相冲突、矛盾的地方。

　　“我们的做法是求同存异，同一个平台尽量统一做法、统一制度规则，协同发展、齐头并举、整体推进，构建具有广州特色的交易平台。”林志斌随后详细讲解了把工程建设的诚信体系、红绿灯制度引入政府采购的成功范例。

　　众所周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信用建设经过多年积淀，已经建立起包括投标人、供应商等交易主体的基本信息、信用信息、不良行为等的信用档案，通过对交易各方主体的信用记录进行量化评价，对交易过程违法失信行为实时登记，信用评价分数、排名直接应用于评审过程。对于一些“任性”的失信行为，则采取信用报告、网上公示、降低等级等措施，使其失信成本增大，从而提高市场主体规范程度，与监管平台形成信息共享、联合惩戒机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督。目前，工程建设有6大类2300余家企业，政府采购有1398家货物类和1598家服务类供应商纳入评价体系。

　　廉洁护航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制度+科技+文化”的工作模式，打造廉洁广州的标杆、排头兵。简单地说，就是按制度来，按程序走，按规矩办;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通过制度实现不敢腐，通过科技手段实现不能腐，通过文化教育实现不想腐。

　　林志斌介绍，为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交易中心与广东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构筑起科技廉政风险内控体系，通过建立现实职权与电子职权对应关系表以及岗位权责不兼容矩阵，明确转化后的电子岗位的行使主体、职责、权限、条件与制约，形成“电子权力运行流程图”，由测评中心对职权电子化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监督与测评。

　　交易中心还严格按照制度打造科技的“笼子”，通过科技执行过程的反馈，倒逼制度不断完善优化，建立信息科技廉政风险长效评估机制，通过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的持续循环，形成有效的闭环系统，不断提升廉政风险防控能力。

　　另外，以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支撑监督工作，通过对招投标信息进行集成分析，提高招投标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发现、甄别、判断能力，强化对交易活动的动态监督和预警，提高监督效率和水平。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全国同行期待听到广州声音、看到广州方案，广州不能缺席!”林志斌自信地说。

　　推广有效做法 共研创新思路

　　——第五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研习班交流深入互动充分

　　文/张斌伟

　　齐齐哈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王素莲：请问合肥市在整合监管平台与交易平台的过程中，监管部门的职责边界是怎么规定的?

　　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宏卓：监管部门的职责边界问题，合肥市改得比较彻底，从2007年推行委托执法开始，就明确所有招投标环节的监督管理工作由我们完成，其他部门不再过问。政府采购、土地交易等行业管理部门，会花更多精力开展政策研究，大家的职责范围比较清晰。

　　王素莲：齐齐哈尔的运行模式跟广州很像，请问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行业监管部门对采购文件是否还会审核和备案?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林志斌：整个广州市只有一个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我们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不仅包括市本级，还涉及11个区县，做法不尽相同。市本级项目，行业监管部门对采购文件既不审核也不备案，采购人提出需求，我们编制采购文件，经确认后即可发出，出现质疑需要我们答复，引发投诉行业监管部门才会受理。

　　区县的情况不太统一，有几个地方要求采购文件发出之前，需要审核和备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比较明确，虽然我们是市级单位，但对方是政府采购项目的监管部门，我们是操作执行机构，代理其项目时出现分歧，尊重行业监管部门的意见。

　　重庆市长寿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陈路：我们中心比较重视评标信息公开工作，之前已经公开了评标报告中的资格审查、各投标人的总报价情况，现在想公开各投标人的报价清单，但行业主管部门担心公开过多的内容会引发不必要的质疑和投诉。请问哪些内容属于可公开的，不会泄漏投标人的商业秘密?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现场直播”评标过程，请问与法律精神是否相符?

　　李宏卓：随着招投标改革不断发展，一些新的机制逐步形成，一些好的做法慢慢得到应用，很多事情已经不能完全从字面上按照以往的规定来执行，或者去模仿。例如对投标报价清单的处理，应该看评标规则，有些项目要对清单进行评审，开标时清单则必须公开，接受监督。

　　关于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的问题，《招标投标法》立法之时，电子评标和电子监控设施设备还不健全，现在虽然对评标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公开了专家信息，但专家想对外交流是不可能的，更没有机会与投标人接触和沟通。时代在发展，从业者要与时俱进，正确理解法律精神。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部副部长王九洲：我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采购中心并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后，采购文件的签发单位是采购中心还是交易中心?二是交易中心受理采购项目后，应该一定时间内要组织开展采购活动，贵中心项目那么多，在完成时间上是否有明确要求?

　　林志斌：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已经注销，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集中采购职能，现在采购公告都是以交易中心的名义发布。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中心从事政府采购项目代理的人员比较多，设有4个部门，一个部门负责制作采购文件，一个部门负责组织开评标，一个部门负责审核，另一个部门负责协议供货，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时间要求，限时办结。

　　例如编制采购文件，我们要求5个工作日完成，这也是《广东省实施〈政府采购法〉办法》的规定。正常情况下，20天的等标期也毫无疑问，评标结束后，一旦采购人确认采购结果，马上发布公告，发出中标通知书。对于一些大型复杂项目，或者是采购需求不够清晰的项目，操作难度相对较大，可能5个工作日难以完成采购文件编制工作，经申请可以适当延长时间。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综合部后勤服务科科长袁月：请问合肥市引进社会监督员的初衷有哪些，监督员的报酬怎样计算?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察系统与纪委的监察系统关系怎样，是独立，还是互联互通?另外，对评标过程进行“现场直播”，是否会泄漏投标人的商业秘密，是否会让投标人知道评标专家的相关信息?

　　李宏卓：引进社会监督员是对我们监管力量不足的有效补充。监督员的主要职责是对开评标现场进行监督，包括控制评标现场的秩序、纪律等，发现不规范行为及时制止，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监督员的报酬主要是用餐和交通补助，其他费用也有，但很低，基本可以说是义务性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察系统是独立的，但要向纪委开放端口，让他们看到所有的信息。从2015年4月开始，我们按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要求，在中标公告中公示评标委员会专家名单，不仅是政府采购项目，还引用到工程建设招投标，所以专家名单不存在保密的问题，但在评标之前要严格保密。对评标过程进行“现场直播”，采集的画面会相对粗放，不至于让投标文件被看得清楚明白，确保投标人的商业秘密不会泄漏。

　　袁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理的工程建设招投标项目，电子档案细化到什么程度，要保管的是哪些材料?另外，具体如何分析专家评委打分的离散度?

　　林志斌：对于工程建设招投标项目，市政工程完全实现电子化，大型复杂的工程项目，仍需要纸质招标文件和投标响应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这些工程项目的档案管理是分门别类，对于一些现场监控材料，例如评标环节的音像资料，一般只保留半年;另外像民航中南管理局的机场修建项目，涉及30多个机场，全部在我们中心完成开评标，现场的监管资料则要求保留5年。至于其他与项目相关的材料，从招标委托协议到签订的合同，所有的投标文件，所有的评委打分，因为全部是电子文件，我们都会按法律要求保存。有了云存储后，空间不是问题，再多的电子文件也能够保存。

　　专家评委打分的离散度分析，则通过存储的大数据来实现。我们中心的情况是，既以项目保留评委的打分资料，又保留每名专家参与每一次评审时的打分情况。进行离散度分析时，按需求抓起数据即可，专家如果偏向特定供应商，情况会显而易见，打出畸高、畸低分数的原因也会不言自明。